摘 要：为探索当前我国生猪屠宰产能转移趋势，本文在梳理近年生猪屠宰行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以生猪屠宰企业和生猪调出大县为研究对象，运用半正矢距离法计算生猪屠宰企业与生猪调出大县的球面距离，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对近年来我国生猪屠宰产能的转移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新建屠宰产能往养殖主产区转移趋势明显；优势屠宰产能围绕养殖主产区分布特征显著；传统主销区的生猪屠宰产能逐步减弱；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向养殖主产区倾斜，产业链融合发展趋势加速。同时，我国生猪屠宰产业仍面临区域发展差异大、产能整合有待持续深入等挑战；今后应持续推进生猪屠宰与养殖同区域发展，促进产销有效衔接，变“生猪调出大县”为“生猪产品调出强县”，对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和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生猪调出大县；生猪屠宰；产能转移；转型升级

　　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屠宰作为生猪产业的重要环节，一头连着生猪养殖，一头连着猪肉消费，是保障猪肉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早在“十三五”初期，原农业部发布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就提出了“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的行业发展方向；近年来通过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积极淘汰低效产能、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生猪屠宰的产业集中度明显提升。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全国生猪产业，对跨区生猪及产品调运和生猪就地屠宰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使各区域生猪养殖产能和屠宰产能不匹配、活猪跨区域调运需求多数量大、冷链运输能力不足等问题更加突出。为加强非洲猪瘟防控、保障生猪产能稳定恢复、促进畜牧业生产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6月和9月先后发布《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31号）和《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号），从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3个方面对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提出具体要求。中南六省（区）防控应急指挥部和农业农村部也先后于2019年10月和12月发布《关于中南区试点实施活猪调运有关措施的通知》（中南区联防〔2019〕2号）和《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从宏观层面提出限制活猪调运、促进生猪养殖和屠宰同区域发展的指导意见。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各方不懈努力下，截止2021年底，我国生猪生产已实现全面恢复，母猪产能回到合理水平，猪肉产量基本达到历史正常年份水平；在此期间，我国生猪屠宰行业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此，本文首先对非洲猪瘟疫情前后生猪屠宰行业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然后从新建屠宰企业选址、优势屠宰产能分布、主销区屠宰产能转移和行业龙头企业产业布局等维度，分析在非洲猪瘟防控政策影响下我国生猪屠宰企业与养殖主产区之间距离的变化情况，以探索我国生猪屠宰产能转移趋势。

　　1  生猪屠宰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属商务部的生猪屠宰管理工作划入原农业部，意味着生猪养殖由农业部负责、屠宰由商务部负责的历史结束，有效解决了两环节之间管理缺失的问题。为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原农业部自2014年起组织开展生猪屠宰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淘汰低效产能、推动行业升级。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席卷全国，成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为加强屠宰环节的非洲猪瘟防控工作，2019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屠宰企业资格清理等行动，随后我国生猪屠宰行业进入关键发展期。

　　1.1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数量大幅下降  据行业统计，2013年末全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数量为14 720家；2014-2018年，全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数量呈逐年稳步下降趋势，年均降幅为8.4%。2019年屠宰企业资格清理行动后，全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数量进一步压缩至5 005家，较2018年末减少4 471家，降幅达47.2%。自2020年以来，全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数量相对稳定，整体保持在5 500余家（图1）。

　　1.2  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数量占比大幅提高  据统计，2016-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数量占所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比例均值为28.4%；非洲猪瘟疫情及屠宰企业资格清理行动后，由于广东、四川、湖北等省份部分地区的乡镇级小型屠宰场点被缩减合并，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数量占比大幅提高，2019-2021年该比例均值上升至37.8%。同时，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的生猪屠宰量占全国总屠宰量的比重也呈总体上升趋势，到2021年底已达93.2%（图2）。

　　1.3  生猪屠宰自营企业比例连续增长  生猪屠宰有自营和代宰2种经营模式；根据经营模式不同，企业分为自营企业、混宰企业和代宰企业3类。代宰的经营模式通常难以落实猪肉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在历年屠宰环节查办的案件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热点事件之中被认作屠宰场违法行为的“多发地”。非洲猪瘟疫情前，我国生猪屠宰企业中自营企业比例相对较低，2016-2018年自营企业比例维持在15.0%左右；2019年之后，自营企业比例连续3年增长，2021年已到达 23.7%。同时，代宰企业比例连续下降，从2018年的55.9%下降至2021年的42.9%，下降13个百分点（图3）。

　　2  生猪屠宰产能转移趋势分析

　　在政策指引下，近年来生猪屠宰行业表现出企业数量减少、产业集中度提高、运营模式优化等趋势，全国生猪屠宰企业的布局也发生变化，生猪屠宰产能随之转移。

　　2.1  研究对象  为调动生猪生产积极性，2007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制度，按照“引导生产、多调多奖、直拨到县、专项使用”的原则，对全国排名前500的生猪调出大县予以奖励，用于生产及流通加工环节等方面支出。近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部分地区生猪养殖量变化较大，生猪调出大县也随之调整；尽管如此，由于生猪调出大县的养殖基数大，总体上仍是当前生猪养殖产能较高的地区；通过对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进行整理分析，将获得过中央资金支持的546个生猪调出大县全部纳入研究范围。

　　546个生猪调出大县约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域数量的20%，主要集中在东北、黄淮海、中南地区，与农业农村部在 2019年12月印发的《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中设置的生猪及产品调出区基本吻合；且相对稳定地分布于胡焕庸线东侧，与我国人口数量分布、经济发展水平、肉类消费需求等基本一致。据统计，生猪调出大县遍布全国27个省（直辖市），其中数量最多的前5个依次是：湖南省（65个）、四川省（61个）、河南省（61个）、山东省（46个）、湖北省（44个），合计为 277个，占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的50.7%；这5个省均为生猪主产省，且都属于传统的生猪调出省。从总体看，546个生猪调出大县的生猪存栏量、母猪存栏量、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等生产指标，均占全国的 50%以上；这5省中的 277个生猪调出大县的上述生产指标，均占5省合计数量的70%以上。可见，我国生猪主产区分布相对集中，546个生猪调出大县能够代表我国生猪养殖主产区的分布情况。现将全部屠宰企业及546个生猪调出大县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统计企业驻地、计算生猪屠宰企业与生猪调出大县的球面距离、分析典型案例等方法，探索近年生猪屠宰企业与生猪调出大县之间的位置关系变化以及生猪屠宰产能转移趋势。其中，计算生猪屠宰企业与生猪调出大县运用的是球面距离中的半正矢距离法（Haversine 公式），这是天文或地理学中最常用的计算方法之一，可精确计算地球上两点间的距离。根据已知的546个生猪调出大县以及全部屠宰企业的地理位置，可获得其经纬度，由此可设两点赤道坐标为p1（a1,δ1），p2（a2,δ2），求得其球面角距离d，半正矢距离公式如下：

　　具体操作方法：运用Python3.8.8 的 CPCA 工具匹配生猪调出大县所在行政区的政府驻地地址和屠宰企业地址，再用百度、高德地图 API 获取其经纬度并做二次校验，最后计算屠宰企业与最近生猪调出大县之间的半正矢距离，即两点间的球面距离。

　　2.3  研究维度

　　2.3.1  新增生猪屠宰企业选址分析  如表1所示，在剔除了因取消定点屠宰资格、关停等问题淘汰一定数量屠宰企业的基础上，2020年全国生猪屠宰企业较2019年新增740家；这些新增企业中有230家建设在生猪调出大县，占新增企业的31.1%，其与最近生猪调出大县的平均半正矢距离（未含兵团、新疆、青海等极端值）为54.2km。同样，2021年较2020年新增321家生猪屠宰企业，其中138家建设在生猪调出大县，占新增企业的43.0%，其平均半正矢距离为48.9km。相比2019年全部 5 005家生猪屠宰企业与最近生猪调出大县之间的平均半正矢距离约为72.0km，显然近2年新增的生猪屠宰企业更加靠近生猪调出大县。可见，近年新增生猪屠宰企业直接选址在生猪调出大县的比例逐年升高，新建屠宰产能往养殖主产区转移趋势明显。

　　表1  2020年和2021年屠宰企业数量变化情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生猪屠宰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表2同。

　　2.3.2  优势生猪屠宰产能布局分析  为推进生猪屠宰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挥优势产能示范带头作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自2018年持续开展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厂创建工作，按照质量管理制度化、厂区环境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化、生产经营规范化、检测检验科学化、 排放处理无害化的总体原则，于2019-2022年共评选出4批107个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厂，分布在全国25个省（直辖市），这些示范厂代表了我国的优势生猪屠宰产能。

　　经计算，所有示范厂与最近生猪调出大县的平均半正矢距离为38.6km，比 2019年全部5 005家生猪屠宰企业与生猪调出大县的平均半正矢距离低46.4%；其中，有71个示范厂与最近生猪调出大县的半正矢距离在50km内，占所有示范厂的66.4%。可见，示范厂与生猪调出大县的贴合度更高，优势生猪屠宰产能围绕养殖主产区聚集分布的特征较为明显。

　　2.3.3  主销区生猪屠宰企业产能转移分析  北京和上海是全国生猪产品主销区的典型代表，研究其生猪屠宰产能的变化可以发现主销区的生猪屠宰产能的转移趋势。受生猪调运政策变化的影响，从2019年开始北京和上海本地企业生猪屠宰量急速下滑，如表2所示，本地猪源占比急剧上升；本地屠宰企业面临无猪可宰、设备闲置的困境，本地生猪保有量难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需从外地“调肉”进行分割加工、保障供应。

　　为加强稳产保供、解决本地猪源不足和优势屠宰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主销区的生猪屠宰企业积极寻找应对策略。例如，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于 2019年前后在承德、呼伦贝尔、驻马店、开封、阜新、汉川新建布局6个生猪屠宰厂，将北京生猪屠宰厂的工艺、技术及人员实现转移；这6个新建生猪屠宰厂中有5个位于生猪调出大县，1个位于牛羊调出大县；并在上海布局分割加工中心，辐射到上海周边的江浙沪地区，不仅降低活猪调运的成本以及相关疫病风险，还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可见，主销区屠宰企业也有向主产区转移产能的趋势。

　　表2  北京和上海2016-2021年屠宰量、活猪来源、屠宰企业数量

　　2.3.4  行业龙头企业产业布局分析  目前，牧原股份是我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年报显示其2021年销售生猪4 026万头，约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6%（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全国生猪出栏67 128万头）。据统计，牧原约45.3%的养殖产能分布在生猪调出大县。

　　2019年之前，牧原股份除在 2008年与龙大肉食合资建设龙大牧原之外，未涉足生猪屠宰领域；2019年以来，为顺应由“调猪”变“调肉”的行业发展趋势，牧原股份在其养殖密集区加快布局建设多个百万头以上的生猪屠宰企业，且全部屠宰自有猪源。据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底，牧原已获批投产的生猪屠宰企业有牧原肉食、铁岭肉食、商水肉食、正阳肉食、宁陵肉食、颍上肉食、滑县肉食、曹县肉食、奈曼肉食、通榆肉食共10家，有8家建设在生猪调出大县；另外还有林甸牧原、惠民牧原、灌南牧原、钟祥牧原、黑山牧原、老河口牧原、蒙城牧原、克东牧原、闻喜牧原、泗县牧原、开鲁牧原、上蔡牧原12家已注册的生猪屠宰企业尚未投产，有8家建设在生猪调出大县。综合来看，牧原70%以上的生猪屠宰产能都是布局在生猪调出大县，其余也都围绕生猪调出大县布局；已投产屠宰企业与生猪调出大县的平均半正矢距离为16.5 km，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牧原股份为代表的养殖龙头企业陆续进入生猪屠宰行业，将对生猪产业链融合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缓解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充分发挥其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的产业链优势。

　　根据公开信息，2020-2021年金锣、中粮、雨润、华统等屠宰龙头企业新增布局的生猪屠宰企业共有16家，有6家建设在生猪调出大县；16家企业与最近生猪调出大县的平均半正矢距离为33.7km，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屠宰龙头企业布局新增产能时也在向生猪产业聚集区倾斜。

　　3  结果分析

　　3.1  行业提档升级发展成效显著  从近年我国生猪屠宰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企业总数和小型屠宰企业数量持续下降，规模以上屠宰企业数量占比和屠宰量占比逐年提高，生猪屠宰自营企业比例连续增长。可见，我国生猪屠宰行业的提档升级发展趋势显著。

　　3.2  生猪屠宰产能转移趋势明显  基于一系列政策指引，近年生猪屠宰企业的布局发生变化：一是新增生猪屠宰企业中布局在生猪调出大县的比例逐年升高，选址往生猪主产区转移趋势明显；二是优势屠宰产能围绕生猪产能主产区聚集分布的特征显著；三是传统主销区的生猪屠宰产能逐步减弱，实现部分产能、技术、人员往养殖主产区转移；四是行业龙头企业新建屠宰产能向养殖产能聚集区布局，并显现出产业链融合发展趋势。

　　3.3  生猪产业链融合加深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龙头带动，产业融合”的生猪生产发展基本原则。在政策指引下，涌现出许多生猪养殖和屠宰企业合作共赢、融合发展的案例：养殖企业加码屠宰业务，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等上市猪企布局屠宰企业；屠宰企业拓展养殖业务，如双汇发展、华统股份等布局养殖企业；养殖-屠宰-加工企业强强联合，如双汇发展和牧原股份战略合作、温氏股份入股华统股份、大北农和得利斯合资拓展业务；屠宰加工企业向下游食品板块转型，如龙大肉食更名为龙大美食，全力进军预制菜领域。更有新型全产业链养殖项目诞生，如广州南沙扬翔风行立体化全产业链生猪养殖项目，采用生态绿色的高层楼房养殖，进行料、养、宰、商一体化管理，实现生猪养殖到食品消费的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大湾区预制菜产业发展战略。

　　无论是自产自建，还是合作并购，生猪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都在尝试“前后延伸”，以自身主体业务为基础，探索“饲料-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利润空间、强化品牌作用、推进规模化养殖和屠宰的发展。

　　4  问题和建议

　　4.1.1  部分地区仍存在大量小型屠宰场点  部分省区的生猪调出大县仍存在大量乡镇级“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场”模式的小型屠宰场点，一方面县级屠宰产能难以满足当地出栏量需求，另一方面小型屠宰场点肉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依旧较大，生猪屠宰行业需持续整合发展。

　　4.1.2  部分主产区/生猪调出大县的生猪屠宰产能仍有不足  截至2021年底，仍有8个省的25个生猪调出大县没有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意味着本地生猪仍需外调屠宰，途中或增加疫病传播风险，生猪屠宰产能转移任重而道远。

　　4.1.3  “ 十四五”期间屠宰行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十四五”时期畜牧业发展内外部环境压力增大，行业面临稳产保供任务艰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发展风险凸显等挑战。

　　4.2  对策建议

　　4.2.1  行业提档升级，严控准入机制  我国生猪屠宰行业内在结构持续改善，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在稳产保供的基础上，严把生猪屠宰企业准入关，按照“因地制宜、提质升级、规范生产、严格监管”的总体思路，畅通企业进出机制，合理利用、整合小型屠宰场点，有序清退低效产能，动态优化产业布局。另一方面要鼓励区域内生猪养殖与屠宰产能的协同发展，加强产销衔接，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缓解“猪周期”冲击，又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

　　4.2.2  建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要持续引导产业升级，鼓励和支持生猪全产业链布局，推行育、繁、养、宰、销一体化的融合发展，助推实现“十四五”期间打造万亿级生猪产业体系的目标。从营收角度看，调动生猪养殖企业积极性，有助于增加企业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从生产保障角度看，稳定生猪养殖大县产能，实现猪肉稳产保供目标；从疫病防控角度看，就近屠宰减少长距离跨省调运，大幅降低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

　　4.2.3  强化消费引领，延伸产业链条  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猪肉消费量有所减少，但猪肉仍是主要的肉类消费品；居民对冷鲜猪肉接受度、品牌认可度逐步提升，居民消费习惯将指引肉类制品的发展方向。从行业发展角度，要结合餐饮业品牌化、连锁化的发展趋势，从消费端出发，挖掘用户需求和新型销售路径，细分肉食消费领域，发展“预制菜”，构建“养殖-屠宰-预制菜”一体化供应链；从企业角度，优先发展屠宰精细分割及深加工，变“白条肉”为“精肉”，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

　　4.2.4  完善产业配套，发展冷链物流  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打通猪肉产品从生猪屠宰场到消费者之间的传输、转运路径，是改变传统活猪调运方式的有力支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国办发〔2021〕46号）明确提出了要顺应畜禽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需要，加快构建肉类供应链体系。对于目前我国猪肉的产销格局，尤其要注重对生猪主产区的屠宰企业升级肉类冷链物流设施，提高肉类仓储设施与装备技术水平，构建产销有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